冒着尚未散尽的硝烟，大批北方干部随军南下，进入新解放区，剿匪反霸、筹粮支前、土地改革、民主建政、发展生产，为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巨大贡献。其中，3000名冀东入湘干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。

　　湘江北去，岁月如歌。当年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，如今已是华发满头的耄耋老人。

　　摊开历史的掌心，轻抚每一个细小的纹路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在老人们的讲述中，如同一幅壮美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。

　　南下！南下！将革命进行到底

　　88岁的路福贵老人原籍唐山市丰润区，现居天津。20多年前他卸任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职务离休，几年后回到北方同子女一起生活。

　　近日，见到家乡记者，老人十分激动，颤抖着双手拿出一张已被塑封的旧报纸。

　　这是1949年5月21日出版的《冀东日报》，报纸二版右下角，是《冀东南下工作队第一批录取队员177名名单》，路福贵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　　报纸泛黄，记忆犹新。

　　“1948年12月30日，毛泽东主席发表题为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的新年献词，号召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最后的斗争。”路福贵说。

　　当时，解放战争正迅速向南推进，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，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。按照统一部署，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天津和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地方干部随军南下，准备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。

　　“那时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念高一，得知这个消息第一个报了名。”路福贵颇有几分自豪地告诉记者。

　　根据中央指示，冀东区党委作出从区党委机关到地、县、区的干部一半留原地、一半下江南的决定，再加上冀东建国学院学员和新招收的青年学生，共抽调3410人，组成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（后分赴湖南和广西）。

　　1949年5月25日，冀东南下工作总队自唐山市开平镇集结出发。路福贵记得，当天，在全城7000多名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，他和战友们一路高唱革命歌曲，踏上了南下征程。

　　从河北唐山到湖南邵阳，路福贵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，历时135天。一路上，解放军在前冲锋陷阵，南下干部紧跟其后。

　　“那一路，天上有敌机骚扰，地下有匪特黑枪，加之当地空气潮湿、气候炎热，水土不服，疾病流行……”在路福贵记忆中，南下之路备尝艰辛。

　　“解放军进军两广、云贵、川藏，邵阳都是重要通道。”路福贵记得，1949年秋冬，共有20余万大军在邵阳过境和休整。为了供应粮草，南下干部们共同努力，在两个半月内，共筹粮982万公斤，保证了20万大军的供给。

　　“当时，三湘大地虽然已是解放区，但乡镇却仍是伪乡长、保长、甲长专横跋扈的天下，征粮难度可想而知。”路福贵至今清楚地记得，他的好友崔葆成（河北丰润人）南下后在隆回县担任支前干事，为完成征粮任务，自告奋勇深入到匪首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，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。好友阎振远（河北滦县人）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工作，他率队深入到寥清乡剿匪征粮时被100多名匪徒包围，为掩护群众，身中20余刀……

　　“他们用黎明般年纪的鲜血，染红了江南大地的黎明；他们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，却还没看到天安门上太阳升……”回忆这些片断，路福贵老人又一次泪沾衣襟。

　　建功立业，愿把他乡作故乡

　　在湖南省新物产集团一间老旧简朴的办公室里，记者见到冀东南下干部，原湖南省物资厅党组书记、厅长朱静轩。

　　“少年跟党走天下，枪林弹雨经考验。走北闯南不畏艰，驰骋江山七十载……”朱老吟诵起自己写的一首诗，他说，这是自己大半生南下革命生涯的写照。

　　虽然已是90岁高龄，朱静轩老人坐姿挺拔，身上半旧的中山装平整笔挺，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“金色帽”钢笔。

　　“这是我南下湖南获得的第一份荣誉。”从胸前小心翼翼摘下钢笔，朱静轩告诉记者，这是1951年自己被评为零陵地区特等模范工作者获得的奖品。

　　1950年7月，朱静轩所在的零陵专区祁阳县文明铺区久旱未雨，禾苗大片枯萎。

　　“当地群众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，不组织车水抗旱，而是抬菩萨、耍龙灯求雨。”朱静轩回忆，当时有干部工作方法简单，推倒了菩萨，“这下可坏了事，反动分子借机造谣生事、煽动数百名群众企图制造暴乱。”

　　“硬碰硬不行，得以理服人。”时任文明铺区委书记的朱静轩冷静决策，耐心劝导，终于分化瓦解了暴乱队伍。

　　“有什么诀窍？那就是讲道理，一遍不行十遍，十遍不行百遍。”朱静轩说，最后，南下干部们个个都在群众工作中练就了磨破嘴皮操碎心的基本功。

　　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省建设委员会主任、省建设厅厅长，94岁的王润民同朱静轩是“老伙计”，对当年南下工作的艰辛同样深有体会。

　　“一百来人的干部要管理十几万人的新解放区，暗处还有几千土匪作祟，不容易！”王润民说，对于南下干部而言，南下初期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，并把它改造过来，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。

　　接管政权靠什么？“靠好的政策赢得民心，靠赢得民心赢得胜利。”王润民说，那时候，只有和人民群众在一起，才是最安心、最安全的。“我们总能第一时间接到群众密报，得知土匪身份和行踪。”王润民笑言，原本是我们南下干部在明处，土匪在暗处，有了群众的支持，那些原本在暗处的土匪都“摆在了明面上”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那时的南下干部也最愿意到基层一线去、到群众中去。王润民回忆，有一位唐山青年干部，组织安排他在地委机关工作，他不同意，要到隆回县；县委又安排在县委机关工作，他还是不同意，直到最后安排去区里当青年干部才满意。

　　从初期的接管建政、剿匪安民、征粮支前、减租反霸，到后来的建粮仓、修水库、办工厂、挖煤矿，南下干部不仅为赢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巨大贡献，也为解放初期湖南省恢复国民经济、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1953年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以后，大批冀东南下干部服从国家需要，转战工业战线，刻苦钻研新业务，白手起家办工业，艰苦奋斗建工厂，很快成为工业领域的行家里手。

　　初心如磐，南下精神永放光芒

　　“上世纪70年代，我有了第二次南下经历。”拿出一张赴广东“取经”时的照片，朱静轩自豪地称自己为“双南下干部”——第一次南下为解放，第二次南下为开放。

　　朱静轩解释说，当时，湖南的煤炭和禽畜大批量供应广东，但仅为“内部消化”。“要是通过深圳让这些物资出口，岂不更好？”时任郴州地委副书记、常务副专员的朱静轩立即行动，通过层层请示批准，于1980年在深圳设立了办事处，不仅推动物资出口，也开始为湖南引进外部投资。

　　如今，年过九旬的朱老离休不离岗，目前仍担任着省老科协会长，为第二故乡湖南奉献余热。

　　在朱静轩的办公室里，最醒目的是墙上一幅图文并茂的展板，上写“发展特色红薯大有可为”。朱静轩告诉记者，这是前几年自己同老科协的同事们一起搞的科技扶贫项目，如今，这些引进的高产、高淀粉特色红薯新品种已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。

　　“1996年离休后，我被湖南省委聘为党史联络员，从那时起就开始写回忆录。”路福贵认为，积极留存宝贵的南下历史资料是对南下精神最好的传承。

　　多年来，这位老人先是手写笔录，后来又熟练掌握了电脑打字，相继以回忆录、博客、诗歌等形式，写出并发表了100余万字有关南下内容的党史作品。2013年起，路福贵老人致力于寻找无名烈士、告慰牺牲者英魂，历时三年已经为100多名无名烈士找到了“家”。

　　“去年5月，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把我拉进了‘河北省南下干部历史资料征集群’，我终于真正回到老家啦！”路老操着浓浓的唐山口音兴奋地告诉记者，语气中满是对故乡的挂念。（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