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 红色基因铸就红色家风。

　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建党百年以来，革命英烈和老红军、老战士、老模范、老党员、老干部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形成、倡导的红色家风，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，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“传家宝”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今年5月起，省文明办、省委省直工委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关工委联合开展了“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”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红色家风故事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响应、踊跃参与，深情讲述自己家庭的红色家风故事。从今日起，河北日报文明专版开设“红色家风故事”专栏，陆续刊发部分投稿作品，敬请关注。

　　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

　　程李美

　　我的父亲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塞罕坝的林业工人，我也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到林场，成为绿色事业的一分子。

　　从起初的不情愿，到现在的乐在其中，离不开家庭对我的影响。如今，我可以骄傲地说，我完成了父亲的嘱托，接过了他手上播种绿色、建设绿色的接力棒，成为一名新时代的追梦人。

　　我出生在塞罕坝，从小跟树最熟，看到最多的是树，听到最多的还是树，肩上的书包、身上的衣服也是绿色的。我甚至觉得，父母想把我打扮成“一棵树”。父亲是固执的，和所有塞罕坝人一样，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儿——种树。

　　在塞罕坝，冬天最低气温零下43摄氏度，连年积雪7个月以上，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和肺气肿。在山上，吃的是黑莜面，喝的是化雪水。父亲还不到50岁，牙就全部掉光了。过年的时候，还贴着这样的对联：“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，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。”那时我不理解：他们怎么就对种树那么有瘾，对艰苦那么淡然？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走出这片单调的绿色，去看看色彩斑斓的世界。

　　2006年，我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。父亲问我：“闺女，毕业了还回来不？”我说：“爸，我这个名字可是您给取的。程李美，城里多美呀。”

　　毕业后，我留在北京，做着喜欢的工作，偶尔才会梦到家乡的那片绿色。2013年，我正值事业上升期，父亲却查出胃癌。回到家，我搀扶着父亲，爬上门前的那个小山坡，阳光撒向无边的林海。父亲说：“你看，多美的绿色呀！闺女啊，回来吧。”看着眼前的一棵棵树，就像一个个战士，手挽手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。那一刻，我理解了父辈的坚守和执着。

　　为了多陪陪父亲，我考回了父亲曾经工作的林场。在这儿，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烧大锅、睡火炕，上山造林。2015年，父亲还是走了，但却是安心的、无憾的。因为他坚信，他的女儿和他种的林子一样，都能成材。

　　按照父亲的遗愿，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毕生工作的林子里。生前种树、死后育树，这是父亲心里最想做的事情，也是林业工人一世的情怀。

　　此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到绿色事业中，踏遍12个林场的54个营林区，探索出全林经营模式，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在国内通过国家级论证。

　　大自然没有辜负我们的努力和付出，如今，由百万亩林海构筑的“绿色长城”塞罕坝，被誉为“水的源头、云的故乡、花的世界、林的海洋”。

　　虽然父亲不在了，但我从未觉得他离开了我，他的精神力量已深深植入我的骨血。我想，未来，我还会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，这份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传承永不能忘、也永不会忘。

　　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，用赤诚去播荫洒绿，用青春伴祖国同行！

　　（作者单位为塞罕坝机械林场）

　　柔肩担重任 传承好家风

　　口述/成千珍 执笔/孙秀群

　　8岁起担起家庭重担，坚持照顾多病的母亲和残疾的弟弟；给下一代讲述老一辈革命故事，将红色家风、爱国情怀薪火相传；始终将人民利益牢记心中，出资为村里建设文化广场、村办公楼……

　　我是成千珍，今年79岁，是革命烈士的后代，曾获得“燕赵榜样母亲”“河北省优秀园丁”等称号，我的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、全国最美家庭。

　　我的父亲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1949年渡江战役中壮烈牺牲，当时我只有8岁。我清楚记得，收到父亲的革命烈士证书时，家里老老少少哭成一团。从那天起，我似乎一下子长大，毅然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。

　　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我。每当看到父亲的烈士证书，我的内心就充满力量。在一边照顾全家人的同时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，将父亲的革命精神转化成生活的勇气和学习的动力。经过努力，我考上了师范院校。

　　1959年，我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，选择回农村老家当一名教师，并和邻村一名善良本分的庄稼汉组成家庭，出嫁不离家，我对娘家人不离不弃，与丈夫共同照顾。后来有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不忍心看我辛苦地照顾姥姥和舅舅，初中毕业后就到附近自行车厂工作，挣点钱贴补家用；在我的鼓励下，二儿子18岁时报名参军，到云南某部队接受军队的洗礼。

　　当时作为公办教师，虽然有工资，但家中老幼病残，十几口人没有劳动能力，都是靠平时的省吃俭用养家糊口。最艰难的日子，我白天上课，晚上还要做刺绣贴补家用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时常把村里的五六个孤寡老人接到家里吃饭，并先后资助50余名困难学生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他们快乐成长。

　　退休后，本可以享受其乐融融的晚年，但在村“两委”换届时，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，并连任三届。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大家快乐了，小家就幸福了。9年来，我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，还把自己的积蓄拿了出来先后垫资为村里打机井、硬化道路等，让群众过上了有盼头的好日子。

　　70年来，我带领“娘家”革命后代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红色家风不断传承，努力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。

　　（成千珍系邯郸市冀南新区中史村人 孙秀群系《邯郸日报》记者）

　　干啥就得务啥 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

　　口述/潘秀荣 执笔/沈庆

　　我的父亲潘贵增，1928年生于唐山市滦南县虫儿林村，19岁参军，曾获得三等功，复员后不久便和母亲一起回了家乡。

　　回乡后，父亲曾担任村里的护秋员，但从没拿过公家一粒粮食。每天饥肠辘辘的我们，也想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去地里捡花生，但父亲坚决不允许。

　　从小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8个就要求严苛，十二三岁便让我们去生产队劳动，手上生泡也不许喊痛……“干啥就得务啥，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！”这是父亲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

　　听父亲讲，在一次战役中，由于长期作战不脱衣服，身上到处是虱子，腿被咬得溃烂长出脓疮，奇痒难耐又疼痛不止，但他坚持一声不吭，咬牙坚持战斗到最后。

　　小时候一直不懂，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，他那“豁得出去的劲头”，正是为党为国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。“干啥就得务啥，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”，这句话成为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好家风。

　　从1978年参加工作，在滦南县截瘫疗养院当护理员，到1995年成为滦南县光荣院院长，43年如一日，做所有老人贴心的“闺女”。自从担任院长的那天起我就立志，要让昔日枪林弹雨中冲杀的“最可爱的人”，成为今朝生活“最幸福的人”。

　　为了贴补光荣院，我带着员工走街串巷卖冰棍、农村大集卖果蔬；科学布局院内环境，将光荣院建成集观赏、游玩、休憩等功能为一体的“公园养老院”；建起老人健康档案，从医学的角度安排饮食、建立营养配餐制度；用疗养的思路组织活动、全新的理念开展人性化服务……

　　每天，老人们花木旁散步、健身房锻炼、书画室挥毫泼墨，光荣院老人平均寿命89岁。

　　为老人净面、梳头、整容、穿寿衣、守夜……老人们特别关注的“临终之孝”，我们也是亲力亲为，让老人走得踏实。没有亲眷的复员军人白顺安去世时，我手捧骨灰盒，带领工作人员缓步行走十余里路，将老人送回故乡，感动村里上百人加入送葬队伍。

　　26年间，光荣院已为50余位革命老人行“临终之孝”。父亲那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，始终兢兢业业，尽一个院长该尽的责任。

　　（潘秀荣单位为滦南县民政局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沈庆单位为滦南县教育局）

　　三代地质人的坚守与传承

　　王 莹

　　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作为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，家风家训无时无刻不在净化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。曾从事教育教学的太姥爷教导后辈要诚实、正派、守规、读书，我们大家庭的家风是从北京传承下来的。

　　1965年9月3日，一列绿皮火车由北京开往大西北，车厢里有一家三代五口人，分别是我的太姥爷，姥爷、姥姥，母亲和二姨。经过两天两夜，火车终于到达青海省西宁市。

　　姥爷、姥姥是响应国家号召，从地质部支援边疆建设来到青藏高原的。在母亲的印象里，这个平均海拔2200米的小城人烟稀少、气候干燥，经常是漫天的黄沙，一家人努力适应着艰苦的环境，乐观积极地面对工作和生活。

　　姥爷是带着“地质部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的荣誉称号来的，他身先士卒，放下未及安顿好的家人，先后奔赴果洛藏族自治州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地质坑探工作。野外勘探工作，去到的地方人迹罕至、山路崎岖，常有大卡车开不到的地方，姥爷和同事们就骑马，马到不了的地方，就用两条腿走，就算爬冰卧雪也要拿到数据……

　　姥爷去野外工作一走就是大半年，姥姥在家独自撑起一片天，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但从不言苦，因为她知道地质工作的重要性。舍小家、为大家，奉献精神在每个地质人身上熠熠生辉。

　　父亲和母亲也都服务于地质行业。父亲曾获“青海省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”称号。母亲无论在单位还是家庭，也都有较好的口碑。老一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，在填报大学志愿时，我毅然选择了吉林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。“好，又一个地质接班人。三代地质人，无上荣光！”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姥爷高兴地说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，边工作边学习，在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。我的爱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2012—2013年在保定参与驻村扶贫工作，用真情和实干架起与村民的“连心桥”。作为父母，我们也将把红色传统传承给下一代，继续为祖国再立新功。

　　“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，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……”这首鼓舞了一代代地质人的《勘探队员之歌》，也将继续激励我们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、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）

　　恪守“耕读堂训” 传承红色家风

　　马新景

　　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，良好的家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。

　　我们这个50多口人的大家庭，被称为“耕读堂”，名字是我姥爷起的。姥爷还制订了“耕读堂训”，即“四须八戒”。“四须”就是：须文、武、忠、孝；“八戒”就是：戒酒、色、财、气、功、名、利、禄。

　　这还不够，每个“耕读堂”人必须具备“四个条件”：一是成年人须是共产党员。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，家中几代成年人都是共产党员。二是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，不能给大家庭抹黑。三是每个人必须敬畏职业，当先进、做模范。四是每个人必须低调做人、踏实肯干。

　　我们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正能量，也得益于“耕读堂”前两代人的革命经历和率先垂范。

　　我的姥爷韩玉书，是电影《地道战》里区长赵平原的原型之一，也是一名老党员。他1930年入党，在苦难和战火中，姥爷创立了“耕读堂”，带出一个红色家庭，形成了既继承传统美德，又体现党性的红色家风。直到晚年，姥爷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减，他离休后曾三次把节俭下来的工资按大额党费缴纳。

　　“耕读堂”第二代是三兄妹。我的舅舅韩志洪（抗战时期化名张曙光），5岁起就天天背诵古文、打拳练武，十几岁随姥爷参加抗战，成为冀中有名的“父子兵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主动到艰苦的大西南、大西北工作。我的母亲韩志勇，15岁带头组织互助组；17岁入党，同年被评为“冀中劳动英雄”（省级劳模）；21岁参加开国大典，在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的接见。离休以后，她多次被评为石家庄市优秀离休老干部。我的姨妈韩志民，17岁入党，是国家培养的第一代赴苏联留学生；留学回国后扎根贫困山区，一生献身基层教育事业。

　　几位长辈崇高的革命精神，为后辈树立了榜样。社会转型时期，经济快速发展，“耕读堂”的家风建设突出了“忠孝”“文武”“淡泊”“勤俭”等重点。

　　拒绝物欲诱惑，不受功名利禄的羁绊，根本在于淡泊、清廉。“耕读堂”老人们凡是见到反腐报道，都会发微信家族群阅读讨论。1993年，舅舅就写了《防腐》等三首长诗。

　　“耕读堂”常以克勤克俭、热爱劳动教育引导晚辈。母亲在她的小院里建起小小的“家庭农场”，带领孩子们种菜种树，逢年过节组织孩子们擦玻璃、比赛做拿手菜。20世纪80年代，母亲带头树新风，孩子的婚事全部从简，没办一桌酒席、没收一份贺礼。“耕读堂”还设立了家庭汇报、奖励制度，过年不给压岁钱，而是设立学习工作“家庭奖”，以弘扬好家风。

　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也是传播正能量的场所。良好的家风积聚起来，便是优良的民风、国风。

　　（作者系省委省直工委退休干部）

　　一勤二俭留德行 “三献”精神记心间

　　口述/马贺年 执笔/李博宇

　　我叫马贺年，今年78岁，是廊坊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、老党员，多年来热心公益、爱管“闲事”，人送名号“马管事儿”。要说我做公益的初心和动力，其实得益于党多年的教育，以及我和爱人双方家庭对我的影响。

　　我的老家在廊坊市广阳区九州二村。父亲5岁那年，祖父去世，无助的奶奶只能把父亲送到寺庙求生。无奈军阀混战，寺庙遭劫，父亲又被送回家里。后来，父亲常对我们说：“一勤二俭，留德不留财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成为第一届师范大学本科生。当时廊坊属武清，大多数同学希望分配到离家近的杨村镇教书，可我对负责分配的领导说，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，我去最远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我在武清最东边、离家最远的梅厂中学工作4年，每次骑自行车回家都得花一个半小时。

　　如果说父亲“留德不留财”的教诲帮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，那么，岳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则铸就了我对党忠诚、甘于奉献的人生观。

　　岳父曾是八路军，在永清县北关战斗中负伤严重，回家休养。老人从不居功自傲，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。当时，岳父家里人口多，房屋不够用，有的孩子就只能住在牲口棚。为解决居住问题，区民政局把砖瓦木料拉来要给他们盖房。老爷子却跑到现场叫停：“不能花国家钱，共产党员要带头，不能搞特殊！”

　　在岳父的影响下，我的妻子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8岁成为村民兵连长。岳父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是她的嫁妆，也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的“传家宝”。每次看到抚恤证，岳父嘱咐我们的话就会萦绕在耳边：“作战不怕流血牺牲，一颗红心永远向党！我们共产党员家庭，对党、对人民，就要有献钱、献身、献心的‘三献’精神！”

　　我有两个孩子，一儿一女。女儿1岁半时患上结核性脑膜炎，落下严重后遗症。我和老伴长期为女儿做康复锻炼，并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她。现在，女儿在小区里深受居民们欢迎。小区门口早餐店老板李丽开店7年，女儿就在那里帮忙7年，俩人处得就像亲姐妹。儿子本科毕业后把留京指标让给同学，在他参加工作之初，我就告诉他：“咱们出身贫寒，工作要向最高标准看齐，生活要向最低标准看齐。”

　　退休后，我把重心放到了公益事业上。2015年至今，我先后创办4个校外辅导站，聘请退休教师、大学生志愿者等，免费辅导低保家庭子女、有困难农民工子女、英烈子女等。印制《弟子规》《英雄烈士谱》等书籍8万册，分发给学生。

　　10年前，我的外孙女上小学，我发现学校门前时有交通事故发生，于是联络20多名老同志主动配合交警维持交通，赢得家长们的一致好评。如今，我把老家的院子修整成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，大家把这儿叫“幸福苑”。

　　我生在旧社会，长在新中国，受党的教育数十载，红色精神在心里深深扎根。只要我还干得动，就会一直做公益。

　　（马贺年系廊坊市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李博宇系《廊坊日报》记者）

　　“红色基因”代代传

　　张俊锐

　　沐浴着灿烂的春色，我到田野的清风中找寻父亲的“身影”。家父去世已经两年多了，但是，他生前的事迹仍历历在目……

　　父亲张金榜，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南宫市先后担任二轻局局长、组织部部长、财贸部部长、统战部部长、市直工委书记、市政协秘书长等职务。他留给我们的，是遵纪守法、高风亮节的为官之道；传承给我们的，是为人正派、克己奉公的做人风范。

　　父亲任二轻局局长时，爷爷罹患癌症，父亲经常在下班后，骑着自行车回老家照料爷爷，从未动用过公家的汽车。爷爷去世后，父亲仅向组织请了一天假，在家简单处理了老人的后事。

　　我结婚的时候，社会上正时兴算彩礼几十条“腿”。父亲只给我做了一张写字台、一个衣柜和一张铁管床，总共12条“腿”。为了弥补“腿”的不足，我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小茶几。中午下班后，我从单位保管员那要来一块铁板，夹在自行车后架上，高高兴兴地往家赶。刚要进家门，正好被下班回来的父亲撞见。父亲严厉质问，我不得不如实回答。最后，老爷子斩钉截铁地“指示”：“下午上班必须给单位送回去！”

　　父亲卸任供销联合社主任、调任市委工作后，为了尽快给新上任的主任腾办公室，继母按照父亲的要求借来一辆车，到父亲原单位办公室取回被褥等个人用品。中午，父亲下班回家，清点个人物品时，发现多带回一个塑料皮的暖水瓶。他二话不说，立刻让继母给单位送了回去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南宫市广电部门任职，入职几个月，便在《河北日报》等省级媒体发稿10余篇，后被要求调动至市委宣传部工作。调动过程中，上级有关部门发现我不是中共党员，不符合调入干部条件。

　　于是，我便向南宫市广电局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当时，不少人跟我说：“你父亲在组织部任职，让你父亲给广电局局长打个招呼吧。”

　　回家后，我便向父亲提及此事。父亲听后一脸严肃：“不要总想着走捷径，你能不能入、够不够条件，要由党组织来考察决定，这事儿我怎么能插手？”就这样，父亲没有为我“开后门”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磨练，我也终于跨进党组织的大门。

　　父亲的言行举止，一直影响着我们。进入省委机关工作后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组工干部，我觉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责无旁贷。因此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，我接续忆写了父亲的故事：《公车，就是办公用的》等文章，河北美术出版社以《党员干部——父辈启示录》为题，结集出版。

　　多年来，父亲平凡朴实的品行，一直影响、激励着全家人。我们家祖孙三代，现有14名共产党员。父亲的“红色基因”，在我们身上一脉相承、薪火相传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北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）